委比委差
写在前面：
准备这期节目时，我想起读过的一句话：所有宏大的叙事，最终都要落在一个具体的刻度上。
碳中和、碳达峰、十五五绿色周期，这些听起来像是国家的宏大叙事。但它们的真正落脚点，可能是园区里的一度电，企业账上的一个数字，或者是供应链上的一次溯源。
我今天的嘉宾曹原老师，就是那个把这些宏观叙事描画进具体刻度里的人。
曹原老师是我第一次听碳盘查、碳核算课的老师。一整节课像听天书，专业术语塞满脑袋。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当欧盟开始征收碳关税，当电池出口需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当零碳园区成为企业选址的硬指标——这些曾经的天书，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商业规则。
元股证券:ygzq.hk今天我想和曹老师聊聊：当双碳的绿色周期真正启动，当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这些政策字句会在企业的双碳实践中激起什么样的涟漪？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嘉宾观点：
中国用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底层逻辑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双碳叙事。
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是伪命题，全球6亿人无电，需求被压制而非供给过剩。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中国时间”，中国角色从“参与”转向“引领”。
“十五五”核心不是硬实力继续提升，而是补齐软实力短板，从卖产品到输出发展秩序。
生态法典落地，碳评将如环评一样刚性化，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成为硬约束。
没有中国参与的标准不能称为国际标准，中国正从“学习借鉴”迈向“平等互认”乃至“引领提升”。
信息披露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工具，是驱动资本流向、形成商业智慧的底层机制。
中国碳市场不应追求金融市场得到流动性，而应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倒逼难以脱碳的领域转型。
嘉宾介绍：
曹原，商道纵横合伙人、零碳倡议项目首席顾问
2006年起深耕气候变化与企业战略咨询，提出“负成本-零排放-正增长”零碳转型框架。主导60余项UNFCCC CDM及CCER方法学开发，完成大兴安岭、武汉青山工业区等低碳规划及首个煤矿零碳转型规划。曾牵头南网、国网碳管理体系研究，支持小米、滴滴、天齐锂业等企业制定净零目标与路线图，推动ISO Net Zero Guidelines中国首批落地；牵头编写企业碳信息披露等多项行业标准，并作为国内碳普惠机制早期提出者，设计武汉、广东及深圳碳积分体系。
主持介绍：
全景ESG价值传播专家、《遇见可持续发展官》制片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投资管理硕士，CFA Sustainable Investing持证人，拥有深圳排放权交易所ESG碳资产管理资格及英语专业八级证书。主导和参与视频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级网络视听节目奖项。曾担任《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年度报告（2023）》副主编，主编ESG专章；主导完成UNDP《绿动狮山·苏州高新区ESG发展白皮书》；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ESG报告编撰、评级提升及传播服务。
访谈正文：
1.
万亿“新三样”出海
中国正在改写全球双碳话语权
晓琼：您深耕双碳行业近20年，亲历了从CDM到全国碳市场的完整周期。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中国这20年碳市场发展的观察？
曹原：我在2006年开始直接参与全球碳市场建设。彼时国内尚无专门碳排放管理部门，核心机制是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中国作为CER（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核证减排量）净出售国，向国际碳市场提供自愿减排指标，将低成本减排能力转化为创汇收入。中国获得资金和技术，而发达国家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指标。2012年前后，欧盟ETS（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碳排放交易体系）因第二阶段配额严重过剩，对国际碳信用（CER）的接纳政策急剧收紧，CER价格从高位崩盘，中国CDM项目收益归零。国内由此加速自主碳市场布局。
中国碳市场建设历时十年：2013年启动地方试点，2021年全国市场开市，2022年完成首轮履约，横跨“十二五”“十三五”两个周期。硬件指标上，“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能耗强度、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占比、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均超额完成；但制度工具层面，碳市场建设进展反复，步履蹒跚。进入“十四五”，全国碳市场虽已成型，延续的“十三五”目标却没有达成。这正是“十五五”时期必须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因为时代驱动力已发生本质变化——“新三样”崛起、产业升级、国际贸易格局重塑，这些宏大变量重构了双碳议题的内在含义。
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2025年中国“新三样”出口表现强劲，全年出口规模达到1.28万亿元，较2024年的1万亿元同比增长28%。
IEA（国际能源署）用GDP增速与社会用电量增速的剪刀差，将中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周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至次贷危机前，快速工业化使用电量增速快于GDP增速；
次贷危机后4万亿刺激政策期，服务业占比提升，用电量增速低于GDP增速；
疫情之后，中国进入再电气化、再工业化过程，社会用电量维持6%以上增速，而GDP增长约5%，用电量增速略快于GDP。
这就是“十四五”面临的局面：没有传统产业结构降碳的抓手，我们重新进入依靠制造业和新能源驱动的阶段——绿色制造、高附加值制造、全产业链配套能力成为增长引擎。这不再是成本优势，而是能力优势。“十四五”的增长恰恰由新能源制造拉动的，中国正转型为新能源产业链的配套和技术能力全球解决方案提供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降低单位GDP能耗的逻辑是“降低高能耗产业占比、提升低能耗产业（如服务业）占比”，一个五年周期即可实现强度下降，这是第一大驱动力，其次才是能源效率提升。但这条路径在再工业化阶段不再适用。
这就是为什么能源结构——同等能源消耗下，煤、油、气及电力的来源占比，或者说叫一次能源或二次能源的占比，这个指标在“十二五”“十三五”没有被着重提及，但在“十五五”将成为节能降碳的第一位抓手。
从“减碳只是成本中心，看不到回报”，到“减排成本低于碳价，碳资产能变现”，再到“若碳资产卖不上价，低碳战略还值不值”，最终发现“当我们还在犹豫时，零碳已成硬约束”。
从“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迈向“十五五”，中国双碳走出了与全球历史截然不同的叙事。核心在于：用发展解决环境气候问题，将环境气候问题定义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不足的问题。西方世界的那套逻辑和假设实际上在正和博弈的发展逻辑中，被中国的现实实践证伪了。
我们用最擅长的发展逻辑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突破了“减排必须有政府介入（通常依靠税收或碳交易市场），否则市场不会主动承担成本”的新自由主义假设。这种能力不是简单的成本优势，而是产业配套、电力系统、制造体系的系统性能力。这套逻辑在旧的概念框架里是难以被识别的。
我这二十年亲历最深的体会是：当我们执着于碳市场、碳核算这些制度工具的概念时，现实中的减排已经在产业竞争力的逻辑里自发完成；当政策文本还在讨论做什么时，企业早已基于“第一性原理”做出了选择。这或许是“十五五”最需要正视的启示：比制度工具更重要的，是看见现象世界本身正在发生的逻辑。
2.
全球6亿人无电
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是伪命题
晓琼：从CDM到全国碳市场，再到“新三样”万亿出海，感谢您用自身经验与观察带我们回顾了今天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这20年间，中国企业似乎始终处于“能力被看见，却不被自动信任”的处境。这种产业逻辑与市场认知之间的时差，根源是什么？
曹原：这个要回到更根本的逻辑：增长如何发生？如何可持续且有质量地提升？如何让每个人获得Pareto Improvement（帕累托改进）？如何让正当性赋能企业探索新领域，让客户和供应商产生正面预期？
帕累托改进：经济学概念，指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的资源配置状态。
以特斯拉为例。2021年上海超级工厂签约后，供应商排期等待、用户付定金预定，特斯拉更多是在产能爬坡。当你能做出正确表达，马斯克看起来只是发几条推特，似乎一切就心想事成了。与此同时，大量中国企业却需要在海外的诸多不确定性中证明自己能做好新能源产业。能力总是能达到，但人们的预期永远滞后于能力发展。比如“中国光伏产能过剩”的叙事——实际上，中国在这些新能源产业绝对没有产能过剩，只有需求被压制。当盯着产能时，我们忘记了还有6亿人没有电力，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印度、非洲等技术最落后的地区，恰恰是分布式光伏新增最快的市场。有人需要光伏却用不上，有人却说你产能肯定用不完，“想卖到我们家，所以你是产能过剩”。这与马斯克做新能源汽车形成冰火两重天的对比。中国企业有能力做，但如何让市场相信你能做、配得上，并且有无数人希望你做成？
中国企业的竞争是双重地狱级难度：国内很卷、竞争激烈，这是积极的；但外部不希望你这么厉害，你还要额外花精力证明自己。
但中国的发展没有海外市场就无法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与海外市场共融。在这个命题下，需要有效表达中国企业的诚意和能力，应对外界对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误解或不信任。
2021年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意见中明确：206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占比要达到80%。主动锚定在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上，也就进入了对中国产业发展有利的叙事。同时帮助更多客户找到这种确定性，完成正确的趋势，获得时代的加持，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3.
美国退群、欧盟战略困局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中国时间”
晓琼：前面您提到“不要比文具比实力”，但现在国际市场上，这些“文具”恰恰成了贸易壁垒的重要一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能力已经是全球顶尖了，却还要在别人的规则体系里不断自证。这是不是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我们需要换一种逻辑来讲述中国绿色发展的故事？
曹原：中央关于“十五五”的规划建议、2024年与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反复出现了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表述——“积极引领”。过去，中国的定位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类似于在WTO等多边秩序中确保“在场”的角色；而如今，“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成为新的表述。这意味着，当硬实力已无需赘言，核心议题便转向如何与软实力形成配套。
为何产业能力考了高分，却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市场份额与国际认可？答案在于软实力。所谓“积极引领全球治理”，正是在诠释我们所要建构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理念、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构成的“四梁八柱”，从“十三五”到“十五五”一以贯之，且不断丰富。
硬实力已然充足，但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独角戏，需要各方配合。即便客观能力再强，也可能面临“赌气不用”的困境。这就涉及三种博弈形态：正和博弈（共谋发展，共享利益）、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一方所失）、负和博弈（宁可双输，不让彼赢）。人类社会的历史反复证明，对抗性的复和博弈终将导致双输。无论是产业竞争还是地缘格局中，我们需要一套全球治理架构来避免最糟的负和博弈。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大的建设性来源与长期确定性来源。我们的硬实力足以向众多地区交付关乎民众福祉的产业能力，却面临“成果被署名、贡献被遮蔽”的困境。这说明，旧的全球治理秩序已无法承载中国发挥更大优势、造福更多人群的诉求。当良好秩序缺位时，我们需要主动建构秩序。当前，联合国气候目标与多边框架面临“退群”威胁，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后西方时代”：美国退出并反向补贴高碳排放，欧盟陷入战略失败与治理失灵。变革治理结构的必要性愈发凸显。
在COP30及巴西等舞台上，中国持续为全球提供面向2050年近零排放目标的产业解决方案与确定性。但如何让更多相关方采纳这些方案、建立积极互信的关系？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需要解决跨文化沟通与基层治理布局等现实课题，确保“先活下来、至少不吃亏”，更需要将单点的产品与项目能力，升级为系统性的融合方案，如能源与交通的融合、建筑与能源的融合。面对基础设施薄弱、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家，如何投放工程级解决方案，还需要新的主体与机制来承载。
因此，“十五五”时期的核心课题并非硬实力的继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在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以及零碳园区等实践，其实已经在持续推进。真正的核心在于软实力：从承接订单、服务B端客户，到向全球输出发展秩序，让所在国家的民众与相关方真正理解并接受中国的产业能力。“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本质，正是补齐软实力短板，让硬实力获得更充分的施展空间，这是“十五五”需要回答的主要命题。
4.
不站C位、不要致谢
中国“仆人式引领”如何重塑全球秩序？
晓琼：沿着您刚才的分析，我想进一步请教，十五五规划纲要反复出现“积极引领”，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与双碳领域，中国正在经历从利益相关方向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转变？
曹原：有一种领导力叫做仆人式领导力（servant leadership）。它并不追求形式上的中心地位——不需要时刻占据C位，不必拘泥于仪式上的优先权。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姿态，而在于以务实方式解决各方共同面临的难题。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逻辑。
在ESG框架中，我们常谈论对资源的依存度（dependence）与影响力（impact）。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你的影响力永远配得上你的依存度——你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愿意让更多人形成依赖。反之，若你对世界缺乏积极影响，却充满依赖，或试图制造他人对你的单向依赖，都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因此，中国所呈现的“积极引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范式的领导力。它不是不断强调“我是领导者”“我的意志至上”，而是基于能力使然与共同利益所系的最优协作方式。
围绕“如何既实现低碳又带动增长”这一命题，中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至于我们为何不能拥有领导力？事实上，外界反复质疑的命题，我们都已逐一解答并验证。你可以不承认，但现实已被改写；你可以假装视而不见，但有人已经看见。我们已然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只需继续做正确的事——避免秩序崩塌与局势失控，避免滑向负和博弈的双输困局，从而维系发展的正和博弈。
晓琼：我们所塑造的领导力，更多是基于“依存度-影响力”（dependency-impact）这一维度，而外在呈现上，我们更多是一种谦逊、低调的姿态？
曹原： 领导力的呈现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在互动关系中被选择与认知的。即便你充分展现，他人眼中的你与你想要展现的未必一致——这种认知错位本就是常态。
晓琼： 大家看到的，是他们所需要的。
曹原：对，这需要经历代际更迭，各方才会逐渐形成对你的新认知。我们所提供的确定性在于：在科学领域、工程领域、以及具有客观实践标准的领域，我们都能持续优化、不断精进。
5.
当碳评变刚性
生态法典如何重构“十五五”资源配置？
晓琼：前面我们更多是在讨论宏观背景，但这对于理解今天的话题至关重要——只有明晰我们所处的时代方位，才能读懂政策，找准应对举措。现在我们回到实务层面，聚焦绿色发展这一主题。今年8月，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这是生态环境领域的重大政策事件。您认为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将与我们实务层面的十五五绿色周期形成怎样的互动？
曹原：从立法历程看，这类似于“多规合一”——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迈向生态系统整体建构，从污染物排放控制拓展至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的系统性指标。这体现了连续几个五年规划后形成的共识：早期那种“环保是单纯责任、可以不计代价履行”的认知是有限的。
事实上，类似立法并非首次提出——2008年、2017年环境法修订时，生态环境部与人大法工委都曾尝试推动碳排放市场立法，但当时条件尚不成熟。原因在于，当时主流认知仍将环保与发展视为需要平衡的两端。这一逻辑正是前面所讲的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统一：只要找准发展方向，既能成就发展，也能成就环境。此时谈论生态，就不再是更紧的约束与更重的责任，而是将已被验证的宝贵经验固化下来。
法典的意义在于，让“十五五”期间的各项工作超越部门规章与行政许可的范畴，为所有法人实体乃至公民的长期参与提供责任确定性。这与2021年中央层面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形成呼应——从宏观战略到日常企业角色，都有了法律条文的确定性支撑。它并非取代行政部门的具体工作，而是为行政体系及各类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共同遵循的操作公式。
具体而言，“十五五”规划纲要及建议中已有部署。从“碳排双控”这一抓手来看，其本质并非将碳排放视为发展方向，而是明确“十五五”的重要红利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绿电、电算合一及绿色氢能经济等领域，这些将带来大量新型基础设施更新与能源体系重构。这些领域与居民日常消费的关联或许不如新能源车直观，但其战略价值在地缘冲突中已充分显现——幸亏中国选择了新能源，并快速摆脱了对汽油的依赖。仅电动车一项，我们每天即可替代约100万桶原油需求，且电力系统本身也在新能源化。甚至如古巴，正因遭受化石能源封锁，光伏装机量才出现暴涨。
在约束性指标层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碳排放评价——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未来可能如环评一样，需要“能评+环评+碳评”，确保与当地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相匹配。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将作为省、市两级地方政府的年度刚性约束。在“2035年碳排放总量较峰值下降7%-10%”的中期目标下，“十五五”期间各省均将被分解下达具体的碳排放下降指标。
总量约束与能耗、土地指标逻辑一致，都是对地方政府发展权的刚性压缩，倒逼各省思考：如何用更少的碳排放空间支撑更多的GDP增长。围绕强度，需着力发展单位碳排放附加值高的产业；围绕总量，则需腾笼换鸟——将碳排放效率低、税收贡献弱的产能有序转移，为新兴产业腾出空间。
西部、西北、东北等地区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优势，正期待高附加值产业与绿色燃料投资落地。过去，电力外送东部，本地留存的附加值极低；未来，通过“绿电招商”，这些地区可依托绿色能源吸引数据中心、绿色化工等企业入驻，在“十五五”期间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而传统发达省份则需在碳排放总量的约束下，思考如何向新的产业高度攀爬。这就形成了新的发展动力与互补性的资源配置格局，要素可以在区域间流动。这既是对微观资源配置的再平衡，也是新时期区别于“十四五”的明确信号灯。
6.
没有中国的国际标准不叫国际标准
晓琼：您刚才提到碳评可能逐步刚性化，碳排标准也将进一步细化统一。目前在国内碳排放指标核算方面，与国际对标还存在哪些差异？在碳评标准趋严、能源结构转型与技术更新的叠加环境下，企业如何在做好合规的基础上，抓住时代机遇？
曹原：当前很多制度建设与技术标准，更多是为满足政府管理需求而先行推进，各行业协会与企业也在自发探索。但需要澄清一个叙事误区——何谓“国际标准”？若某项标准没有中国参与，是否还能称为“国际标准”？它或许只能称为“海外标准”“局部国家的标准”或“某些NGO的标准”。是否必须与其对齐、实现互认？未必。
若标准有中国参与，我们当然要做好对齐与互认，甚至从“学习借鉴”迈向“平等互认”。我们应在多边框架下主动输出成熟标准。在工程领域等硬实力层面，中国本已拥有大量国际标准话语权；但在软性领域，由于起步较晚，数据集与研究积累相对薄弱，这是需要补齐的短板。
同时也要警惕现有“坏的标准”——某些碳核算规则形式极其繁杂，带来巨大制度性成本，形成一种“制度性劳役”：但凡操作轻松一些，便被指为“不规范”。想免于这种劳役，可能需要征税、购买软件或数据库，总之必须花钱——“不花钱就不规范”，这实质上是一种披着标准外衣的压制。因此，并非一味追求国际标准认可即可，即便不被认可，也可通过其他方式让更多国际受众使用中国标准，在平等格局下才谈得上互认。
因此，“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意味着：于空白领域填补标准，于现有领域修正缺陷——尤其当某些标准影响普惠性与可获得性，或成本过高、过于繁琐时。据测算，若按最复杂的国际标准执行，每个企业每年可能需付出上百万工时完成核算，成本最终转嫁至所有企业。这能否带来减碳效果？未必！企业可能选择“宁愿不干”，碳虽减了，却是通过去工业化实现——如欧洲般将企业赶走，排放自然下降，但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随之落空，再次陷入简单取舍。
中国选择的是协同而非取舍。我们在标准领域已有诸多成就，企业应更积极地提出建设性意见、参与修订现有规则的缺陷。认知上需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对先行者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我们仍在完善碳核算规则；二是不代表我们不能提出颠覆性解决方案。并非所有国际标准都需要赢得其认可——若其本质就是压制，认可便无从谈起，必须建立新的格局备选方案。
7.
信息披露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工具
晓琼：可持续信息披露方面，中国也在借鉴ISSB发布的IFRS S1、S2等国际标准，同时融入中国特色元素。您如何看待这种路径？近两年A股半强制信披环境已逐步建立，越来越多企业参照国内交易所披露指引，走国际与国内国情相结合的模式。这是否就是您提到的“借鉴—融入自身—引领提升”的路径？
曹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体现了中国典型的“三步走”：从最初无明确认知时的参与，到形成认知后的固化操作，再到尝试改进创新、重塑全球共识。您提到的“半强制”，相当于已走到第二步。
在此之前，很多标准起草专家与政府领导都会第一时间追问：范围1、2、3或GHG Protocol在中国有人用吗？后来发现国内很多标准都借鉴了这些框架，底层定义完全可用，因其本身是中性工具。但需甄别其中可能夹带的隐形约束，这就有了本土化过程。
ISSB的运作逻辑是与各司法管辖区当局持续沟通，而非直接要求企业采用IFRS S1、S2；它推动的是各司法管辖区在财报及非财务信息披露上的对齐。在此过程中，中国已深度参与并固化成果——财政部、交易所与监管机构已形成趋同，采用S1、S2，但并非原文照搬。香港基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要求，而内地则在剪裁，尤其行业指南与行业指标方面，会更多体现中国特点。
从碳定价研究来看，信息披露确实带来企业成本，但它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工具。中国及全球实践均表明：当维持信息披露共识，推动企业朝向净零目标行动、要求披露目标并说明是否与UNFCCC目标一致时，就会引导政府与企业持续进行低碳技术的资本性支出与研发投入。市场共识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竞争比较压力，竞争又强化共识，共识驱动研发投入与无形资产生成，进而改善企业附加值与盈利能力。当市场共识牵引研发、资本与人力资本向同一方向流动，便会自证预言般地形成“电比油低”的局面。
IEA报告中，中国几乎被反复描述为“凭一己之力拯救全球气候目标”的角色——如果没有中国在新三样方面独自努力，IEA模型早已脱离现实。可以说，中国凭产业投资规模、产品竞争力、市场价格与实际应用效果，支撑了1.5℃目标与2050净零的希望。
因此，信息披露体现的并非“企业牺牲利润、舍小利取大义”，而是一种商业智慧。马斯克非常不喜欢ESG叙事，却也老老实实地基于TCFD与SASB做信息披露，不断讲述“拯救世界、顺便赚钱”的故事。中国企业本来就在这么做。通过大量相对规范的信息披露，让海外投资者看到中国市场既有绿色解决方案，也有绿色成长能力——这比AI泡沫更长久。华尔街当前的趋势正是将ESG重资产、长周期项目视为避险资产，这不就是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资产吗？
8.
技术手段与公共知识产品
能有效降低信披门槛
晓琼：信息披露带来的社会共识，能形成潜移默化的内在约束，让可持续产业、碳减排与核算等工作在不同体量企业间更好推进。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有些已与国际接轨，有些中小市值企业正在追赶，还有些刚上市或小市值企业，尚未将ESG纳入日常运营。对不同阶段的企业，分别如何未雨绸缪？
曹原：可持续发展与ESG从来不是单纯筛选大企业的标准，而是企业如何快速发展、获得发展正当性的开源范本。标准的趋势有两个特点：一是改善多数人福利，二是通过新技术新方案提升生产效率。
在实践层面，如此细致的披露要求是否带来普遍负担？客观上会。但关键在于如何用技术手段与公共知识产品降低门槛。如我做的零碳倡议，很多时候是开源的——碳核算排放因子等研究成果分享出来，便可让许多人免于重复寻找、花钱或走弯路。这类事没有直接收益，但我们会做；更多链主企业、研究机构，包括今年围绕国家因子库建设的推进，都会参与。从“十四五”建标准到“十五五”建因子库，标准好不好用，本身就在进化。
更多研究者与链主企业应参与公共品建设——标准是公共品，数据集是公共品。不一定强制，但会有人认识到：虽不盈利，却能带来他人便利，从而支撑自身发展。这正是ESG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良性秩序。链主企业应赋能供应商与合作伙伴，分享知识，降低普遍核算门槛与成本。
如何真正改善绩效？这不是任何一家企业能独立完成，而需围绕“十五五”理解、投资布局、海外市场确定性、能力新增长领域形成时代性、区域性、价值链的共识。这些不是照着报告就能找到答案的，而是将报告理念印刻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一个园区——不是让园区长得像PPT，而是案例在此，已经做成。它可能不够规范，但想赚钱、对当地福利改善很好；不懂指标，但事情做对了。
大量产业链一线人员不会用ESG术语思考，却交付了概念工作者苦苦寻找的解决方案。我们不需要人人成为ESG专家，而需要懂规则的人不断寻找未被概念包含的现实——让企业负责做对、负责优秀，研究者负责翻译、负责让别人理解对在哪里，形成新的秩序。
9.
生态法典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倒逼企业转型
晓琼：以往大气、水、污染物等分散于不同部门规章，如今统一纳入生态法典这一法律范畴，未来将对产业市场发展及企业建设产生哪些更具体的影响？
曹原：从企业与公众角度理解法典，有三个关键词：深化、协同、加强。
深化，是从原本减少环境风险事件、降低环境影响，迈向对历史环境债务（如土壤、大气存量污染）的逐步修复；是从单纯控碳减排，扩展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制与气候变化适应；是指标更完备、雄心更高——不是“尽量减少影响”，而是“nature positive”，即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细项上更加完备：不但强调减碳，还要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供应链、交通与粮食系统的韧性；将传统防灾减灾，升级为应对气候带来的肉眼可见且近在眼前、同时又影响长远的冲击。
券商股票配资协同，是法典将正确操作、方法、对象与指标，以包容性、严整逻辑框架固化下来。过去是问题导向——有雾霾就有蓝天计划，有水污染就有流域治理，谈气候变化就有碳排放政策。现在是任务导向、发展导向，用一个动作满足多个指标。
生态立法不是单纯环境立法或灾后应对立法，而是对社会绿色发展共识的固化。未来企业可用较少的关键举动，同时满足排放合规、减污降碳、生态增益与气候韧性。如新型电力系统、分布式光伏，放在气候韧性中有韧性，放在光伏治沙中改善生态，放在污水处理系统中可参与电力系统——这就是协同。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运营改造、技术升级与新场景挖掘中，能找到围绕生态法典多目标具有协同作用的一整套方法。这避免了“100个法典、100个人盯100个条文”的防御合规困境，让企业从不生态的业务如何合规，转向将业务发展置于生态文明视角下，在法典中看到长期确定性，推动生意转型。
加强，是末端执法的强化。以往行政条例的处罚授权幅度，不足以约束所有企业。未来市场会出清，2060年碳中和并非要求今天所有企业存续到2060年，而是很可能出清大量与碳中和无关或带来负担的企业。
法典与“十五五”规划各项指标，将从政府穿透到基层与企业，撬动认知更新与操作习惯改变。这些是立法后企业可以期待的变化。
10.
中国碳市场不应追求流动性
要做产业赋能型市场
晓琼：今年两会明确碳市场将扩大覆盖范围，水泥、钢铁、电解铝等行业将纳入。您预估这对碳市场成交量将带来怎样助力？如何看待碳市场的发展前景与趋势？
曹原：市场与公众可能对碳市场存在过高期待——碳+市场的组合天然带有光环。但中国大量降碳成就是在产业层面。在没有碳市场的情况下，由产业发展自觉实现的。总结中国降碳经验时，恰恰最不需要高估碳市场的作用。
谈扩容之前，还有一个减容过程，这体现了中国碳市场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关系。最初全国碳市场设计时，曾准备纳入间接排放——外购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至今部分地方试点仍保留。中国是唯一曾经包含间接排放的碳市场。为何如此设计？2010年代电力市场改革尚未完成，电价由政府指导、协商或长协定价，终端市场未完全市场化，售电与绿电市场亦不繁荣。若仅约束发电侧，成本无法有效传导至市场，因此希望需求侧也参与降碳，让碳市场走在前面带动电力市场改革。
但实践证明，电力市场已成为中流砥柱且走在前面——电力现货、中长期、省级及跨省市场的价格，几乎充分体现供需平衡与预期，交易频率、换手率与流动性极为充沛。电力是实体商品，碳是要素指标，二者本质不同。当已有有效市场引导绿色化时，便无需碳市场重复管理，否则释放错误信号。
因此，电碳协同是伪命题——电归电、碳归碳。绿电正在成为主力，顺势而为即可。碳市场应聚焦那些难以直接脱碳、无法依靠绿电替代的排放，这才是碳市场的管理边界。评价碳市场不要看容量、规模、交易额或换手率，而应看它是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中国特色的碳市场探索。
对比欧洲，欧洲碳市场正在走向毁灭——我曾想写《欧洲碳市场的黄昏》。欧盟宪法不允许对成员国收税，但碳市场配额拍卖可达到等同于税收的效果。欧盟财政预算中每年约1000-2000亿欧元用于气候变化，其中400-500亿来自拍卖，再按分账规则由成员国支配。但欧洲绿色产业发展起来了吗？绿氢、低碳钢、能源独立，都没有。它继续遭受能源不独立之苦，可再生能源投资、基础设施配套规划不协同，投资冗长、效率极低，且过度要求本土化进一步抬高成本。一盘好局、好的愿景与政策，根本没有转化为降碳成果与绿色产业红利，但碳市场流动性很好、价格很敏感——这是要里子还是要面子的取舍。
当欧洲去工业化、排放主体减少，它便转向外部征收CBAM税。中国商务部年初修订对外贸易法并明确表达对CBAM的反制，这一态度已足够。我们不需要借鉴欧洲经验、讲述欧洲叙事，而要有中国碳市场的叙事。
第一，它不是榨取型市场，而是赋能型市场。中国绿电发展强调降低工商业与居民用电负担，没有涨价；而德国居民电费中35%承担可再生能源溢价，形成绿色溢价。中国企业一进场溢价便消失，对方便改标准。谁在创造更大发展与红利？不是标准最高、碳市场最好的，而是实际解决方案让更多人用得起、买得到的人，才在交付真正的变革。
第二，它不是投机市场。碳排放权交易与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同等，排污权交易也在区域运行，但无人追求其扩容与流动性——只要有效即可。落后产能退出、绿色能源占比提高，每件事都不依赖碳市场，都可以发生。我们不需要一个投机市场，不需要将电力市场、传统商品市场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的价格波动放大到碳市场形成共振，再割一波韭菜。中国碳市场的核心，是让难以直接脱碳的领域在约束下转型，而非成为税收工具或投机场所。
11.
零碳园区为能耗增长与碳排下降
打开弹性空间
晓琼：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100个零碳园区。从分类上看，目前零碳园区主要有哪几种模式？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入驻时，该如何做前瞻性选择？园区与企业之间，如何实现双向奔赴、共同发展？
曹原：零碳园区需配套国家能源局绿电直联文件（650号文）来理解，当前100个零碳园区并非普惠性的覆盖政策，而是参照性、拔尖性的“保送”机制——在全国上千个工业园区中，这100个属于绿色能源消费能力极强的示范样本，其核心并非追求绝对零碳，而是确立了一套关键指标单位能耗的碳排放”，这直接体现了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制度转向。
在当前社会用电量仍维持3%-5%刚性增长的背景下，2035年碳排放总量却需较峰值年下降7%-10%，零碳园区的制度设计正是要在能耗可增、碳排必降的剪刀差中打开空间：若园区100%使用绿电，单位能耗碳排放即为零，其能耗总量便可获得增长弹性，这正是政策要牵引的核心逻辑。
与此同时，零碳园区更是新质生产力的场景载体，绿电作为新的生产要素，通过直连、源网荷储、虚拟电厂等形式，让普通制造业也能参与新型电力系统，将电力机制创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绿色收益。从区域实践看，西北地区可孤网运行（也指“离网运行”，即完全脱离大电网，独立发供电），以风光制氢合成氨醇（“液态阳光”），直接将绿色能源转化为可远距离运输的绿色工业增加值；其他地区则依托绿电直供提升本地消纳比例。这一模式正从电力单一行业向源网荷储四侧（即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及交通、建筑、工业等全社会领域扩散——未来天然气管网掺氢、高速沿线布局绿氢绿醇设施、液态阳光跨区域运输，都将零碳园区的经验网络化。对企业而言，不应只盯着园区概念本身，而要读懂信号背后的制度含义：钢铁、有色、电解铝、数据中心、水泥五大行业已明确2026年至2030年的绿电消纳责任权重，企业需对标自查，若因绿电“不经济”而低于省内及行业要求，十五五规划已明确鼓励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迁移，迁入地政府面临碳排放总量约束和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在此过程中，企业需建立新赛道、新能力、新地盘”的腾笼换鸟思维，同时审慎评估行业适配性，例如数据中心需匹配风光出力曲线与储能才能满足满负荷需求，储能市场化已带来容量电费保底及辅助服务套利的新红利。
零碳园区从50个到100个的扩容本身就在证明，更多的机会已经正在成为事实，企业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主动寻找，这是全行业都可以参与的变革。
（本文在保留嘉宾核心观点的前提下，内容经编辑精简与逻辑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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