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参加庐江县抗日救亡工作团
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江北游击纵队新8团政治干事、连指导员，新四军2师4旅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参加淮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东野战军 21 军 63 师副团长、团长。
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解放杭州等战役 ；淮海战役中负伤，被打掉了14颗牙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后任21军63师参谋长、1952至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留校任教员、三系副主任；1962年后任25军74师师长、24军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右一为刘光甫
1955年授上校军衔，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在“文G” 中受迫害，被关押4年。
1974年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1978至1982年任总参二部部长。
1978年1月，刘光甫从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升任部长，正值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晨曦刚现、更重要的是，正是民生恢复和在军队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而彼时，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也处在风云变幻之际，甚至可以说，世界战争一触即发。作为在世界东方拥有广袤土地的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内外环境变量，各类情报资讯的要求和准确分析便显得尤为重要，刚刚从“政治浩劫”中走出来的东方大国其情报系统顺应形势而变革重建便是重中之重。
此时的将军已在总参二部工作4年，熟悉情报体系，且有军事学院情报系教学与北京卫戍区指挥经验，是主持重建的合适人选。 针对 “文G” 中对情报系统的冲击，他主导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为受迫害干部、情报人员平反，恢复队伍士气与组织秩序。着手开始情报体系重建与正规化，首先推动了情报工作从 “文G” 混乱状态回归专业化、制度化；恢复情报搜集、分析、研判、保密等核心流程；加强情报干部培训，重建人才梯队。
更重要的是服务国防与外交全局聚焦对苏、对美、周边（台海）安全三大方向，为中央军委与外交决策提供战略情报支撑；配合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边界谈判等重大外交行动 。
将军以其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开始力主将情报技术与手段升级推动情报工作从传统人力情报向技术侦察、信号情报、综合研判转型，适应冷战后期国际情报竞争格局。这为即将到来的信息化世界做好了基本准备。
加强干部队伍与机构优化调整二部机构设置，选拔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干部；强化保密纪律与安全管控，重建情报系统的权威性与可靠性。
1978至1982年，刘光甫执掌总参二部的四年，恰是冷战格局剧烈调整、中国外交与国防战略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他主导的情报系统重建与工作部署，始终紧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持续对抗、全球冷战态势缓和三大国际变局，成为中国战略情报体系衔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转折点。
彼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苏联在远东、中亚的军事部署始终是中国北部边疆的主要威胁，这也是总参二部的核心情报方向。刘光甫上任后，一方面推动重建边境一线的人力情报与技术侦察网络，整合边防部队、驻外机构的情报线索，精准研判苏军装甲集群、导弹阵地的部署动态；另一方面，针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行动，牵头跟踪其在阿富汗、越南的军事动向，为中央判断苏联战略意图提供关键依据。这一时期，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仍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实施渗透，刘光甫强化了国内反情报与保密审查机制，与克格勃展开隐蔽战线的博弈，遏制其在华情报活动。
在配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从 “战略盟友” 转向 “建设性伙伴关系”，情报领域的有限合作与信息共享成为重要支撑。刘光甫主导的总参二部，承担起对美情报交流的协调与研判工作：既通过官方渠道接收美方关于苏联军事部署的部分共享情报，弥补自身技术侦察的短板；又保持高度警惕，对美方情报的真实性与目的性进行交叉验证，防止情报误导。
同时，针对美国中情局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布局，总参二部加强对美在华外交、商业机构的反情报监控，防范其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实现了 “合作” 与 “防范”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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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苏关系从 “缓和” 转向新一轮博弈，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萌芽。
面对全球冷战态势发展的新趋势，刘光甫推动总参二部的情报工作跳出 “美苏两极” 的单一框架，拓展对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情报搜集，关注这些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对中国能源安全、外交战略的影响。他主导的情报体系转型，从传统的 “军事威胁研判” 向 “综合地缘政治分析” 延伸，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布局提供了更全面的情报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刘光甫推动的情报技术升级，也与国际情报发展趋势相呼应。当时美苏已广泛运用卫星侦察、电子监听等技术手段，刘光甫抓住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契机，推动总参二部加大对技术侦察装备的投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情报技术领域的差距，为后续中国战略情报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刘光甫主持总参二部期间，中国情报战线呈现清晰的 “一主两翼” 布局：对苏是主线、是生存底线，一切情报资源优先保障北部安全；对美是战略侧翼、是外交突破口，通过合作缓解战略压力，改善外部环境；对台是政治底线、是稳定侧翼，重在管控风险，防止干扰全局。
2026炒股配资对苏情报工作是当时视其为中国的头号战略威胁，是全军情报工作重心。作为从战场硝烟中走出来的老军人，刘光甫本人有长期野战指挥经验，对苏军编制、战术、装备非常熟悉；同时又在军事情报系统内浸淫多年，能直接指导情报研判方向。
1978到1982年，中苏关系仍处于高度对峙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长期保持百万级重兵，是中国国防安全最现实、最紧迫的威胁。因此，对苏情报是总参二部的第一优先级，资源、力量、精力投入最大。
核心任务便是全天候监控苏军战略动向。重点盯防苏联远东军区、后贝加尔军区、中亚军区的兵力部署、装甲集群、导弹阵地、空军机场、后勤补给线；严密跟踪苏军大规模演习、部队调动、武器换装，判断其是否有向中国边境增兵、实施战略威慑的意图；持续研判苏联整体战略：是西线为重（对抗北约），还是东线加码（压向中国），为军委判断战争风险提供依据。
而延伸方向则是监控苏联对越、对阿扩张。这一时期苏联大举介入越南、入侵阿富汗，形成对中国南北夹击态势；跟踪苏联对越军援、顾问派驻、海空军协作，研判苏越军事同盟对中国南疆的威胁（这给不久后爆发的反击战完成了精确的军事情报支撑）；监控苏军在阿富汗的作战模式、兵力消耗、国际反应，判断其国力能否支撑长期两线压力，为中国 “南北兼顾、北重南轻” 的战略布局提供情报支撑。
此时间，中国军事情报系统告诉运转，高强度、高敏感、高保密，几乎是战时状态的情报戒备。以军事安全为主，政治研判为辅，一切围绕 “防突袭、防入侵” 展开。
同时评估苏联威胁与中美共同利益，强化对苏军事部署、全球扩张（尤其阿富汗、越南）的情报监控，清晰论证 “联美抗苏” 的战略必要性，成为推动中美走近的重要情报依据。
对美情报工作，则是服务建交大局，合作与防范并重。在建交前夕，全系统跟踪美国白宫当局、国会、军方、智库对华政策变化，预判建交节奏、谈判底线、可能出现的反复。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外交转折。总参二部的对美情报，从过去长期 “敌对监控” 转向战略协作+安全防范双线并行，刘光甫是这一转型的直接组织者。
他领导军事情报系统为中美建交与高层决策提供情报支撑，保驾护航。组织研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组织对美情报专班，跟踪卡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国会辩论、智库动向，预判中美建交的时间窗口与美方底线，为中央决策提供一手战略研判。
研判台湾问题与美方立场，精准掌握美国对台军售、“与台湾关系法” 动向，为建交谈判中 “一个中国” 原则的坚守提供情报预警与底线支撑。
作为中国军方情报最高负责人，牵头建立与美国中情局、国防部情报局的对口联络机制，落实建交公报后的情报协作框架。推动对苏情报有限共享：在双方互惠合作框架下，组织接收美方提供的苏联远东、中亚军事部署情报，弥补中国技术侦察短板；同时向美方适度通报中苏边境、越南战场态势，形成战略互信基础。并抓住中美关系缓和契机，推动引进与自研结合，提升电子侦察、信号分析能力，缩小与美国在技术情报领域的差距。
彼时，领导二部同时为邓小平访美、刘华清军事代表团访美、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等重大活动，提供全程情报保障与安全评估，确保高层互动安全顺畅。
而针对中情局在外交、商业、学术领域的渗透，部署反情报监控，守住情报安全底线，避免 “合作中被渗透”。制定对美情报交流、共享、研判的制度流程，实现从临时协作到制度化运作的转变。
同时根据国内气象一新的政治环境，结合拨乱反正，整顿情报队伍，清除 “文G” 遗留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对美情报工作政治可靠、纪律严明。同时重建情报培训体系，选拔培养一批熟悉美国政治、军事、情报体系的专业干部，为后续中美情报交流储备核心人才。
而对老对手，则是严密监控台湾情报机构对中美建交的破坏活动，为建交谈判与建交初期稳定扫清外部情报障碍。守住政治底线，防止干扰大局。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核心，也是当时外部破坏势力的主要着力点。对台情报在这一时期的定位是：不主动激化，但必须严密掌控，确保不冲击中美建交与北部对苏防御大局。当时对台情报工作核心任务是严密掌握台当局军政动向，监控台湾内部权力结构、军方态度、对大陆政策变化，判断 “台独” 倾向和冒险可能；跟踪台军装备更新、演习规模、防空部署，评估其实际战力与挑衅能力。
呼应中美建交关键时刻，紧盯美国对台军售计划、军援规模、技术水平，研判是否突破底线、是否危害台海稳定。监控台湾与美国非官方渠道的军事、情报接触，防止形成事实上的 “准同盟”。
同时在反特反谍上，重拳打击台湾情报机构在大陆及海外的渗透、策反、破坏活动。以防范其利用中美关系缓和之机，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干扰国家统一大局。
整体策略是以稳、控、防为主，不主动升级对抗，确保台海方向保持相对平静，使国家能集中主要精力应对北方苏联威胁。
对苏、对美，对台三个方向的情报工作三者相互配合、主次分明，共同服务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安全与外交大局。
刘光甫主政总参二部的四年，是中美从敌对走向战略协作的情报枢纽期。以战略情报统筹、对美情报协调、反情报管控、技术与人才支撑四大核心作用，直接服务并保障了中美建交与建交初期的战略协作，是中国情报系统对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执行者。
他以 “情报服务战略、协作不忘防范” 的思路，既为国家北部安全筑牢情报屏障，为中美建交决策提供关键情报战略支撑，又为建交初期的安全合作筑牢情报根基，也让对岸的老对手无机可乘，是中国军事情报系统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接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开拓者，是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军事情报系统跨入现代化作业的奠基者之一。
离开了总参后，刘光甫将军于1982年出任兰州军区参谋长，1983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98年12月将军告别了将近一个甲子的军旅生涯，离休。
2017年4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黄沙百战穿金甲跌停板，不破楼兰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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