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正式独立,一下子继承了苏联三分之一的军工体系,还有三千六百多家军工企业、三百万从业人员,以及一大批顶尖的科研人才和技术家底,本以为能靠着这些“遗产”站稳脚跟,没想到却一步步陷入了难以挣脱的困境。
独立后的乌克兰,经济一路崩盘,最惨的时候GDP一年下滑24%,国家根本没钱投入科研,曾经支撑苏联航天、军工的科研机构,连基本的运转经费都凑不齐,实验室里的精密设备慢慢老化,连实验用的试剂都买不起,不少科研项目只能被迫停滞。
科研人员的日子更是难到了骨子里,一个月工资只有两百格里夫纳,折合下来也就六十五美元,连一家人的基本温饱都成问题,曾经受人尊敬的顶尖科学家,有的被迫去国外打零工,有的只能放弃自己毕生研究的领域,转行做些杂活谋生。
据统计,乌克兰独立后的前七年,就有五千六百多名科学工作者离开家乡,光博士就走了两百多个,这些人大多是航空、航天、发动机、航母等领域的顶梁柱,他们的离开,不仅让乌克兰的科研实力一落千丈,也让这些宝贵的人才四处漂泊,找不到能施展才华的地方。
当时也有美国、英国、韩国这些国家来挖人,开出的薪资很高,不少科学家抱着希望去了,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得不到重视,说白了就是被当成“临时工”,人家只想要他们手里的技术,拿到技术后就把他们边缘化,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再加上没有归属感,很多人没坚持几年就离开了。
元股证券就在这些科学家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当时中国正启动“双引工程”,专门针对独联体国家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乌克兰的这些科学家,正是我们急需的宝贵财富,毕竟那时候咱们国家的航空、军工、发动机领域还在爬坡,急需有经验的顶尖人才来帮忙。
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功利,只想着拿技术、敷衍对待,而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不仅承诺给他们提供稳定的科研平台,还会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安安心心搞研究,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有意思的是,这些乌克兰科学家来到中国后,放下行李第一件事,不是问工资多少、房子在哪、待遇好不好,而是拉着对接的工作人员,一脸恳切地问,能不能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能不能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些科学家大多都是原苏联共产党员,在苏联时期,党员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他们搞科研的精神支柱,他们一辈子都在党的领导下搞研究,早已习惯了过组织生活,也坚定地信仰着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党员身份不是虚名,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守。
中国了解到他们的心愿后,没有拒绝,而是积极协调、妥善安排,虽然按照中国的规定,只有中国公民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于这些原苏联共产党员,我们认可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参加当地的组织生活,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也让他们能继续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安心搞科研。
等确认能恢复党员身份后,这些科学家才提及自己的个人要求,比如希望能把家人接来中国,解决配偶的工作问题,让孩子能顺利上学,还有薪资待遇能不能保障一家人的生活,能不能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他们继续搞研究。
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中国都一一满足,专门建了专家村,给他们提供和苏联时期风格相近的住房,让他们能快速适应;配偶被安排到国企做翻译或者相关工作,不用愁没有收入;孩子能进入国际学校读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薪资更是国内教授的两三倍,科研经费批得快、不卡壳,医疗、住房、教育全免费,甚至不强制他们放弃原国籍,来去自由。
这些科学家也没有辜负中国的信任,他们扎根在中国的西安、重庆、沈阳、成都等军工重镇,直接走进实验室和工厂,手把手地教中国科研人员,把自己毕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下来,参与了两千多个军工项目,涵盖航母、潜艇、航空发动机、大型运输机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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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瓦良格号航母的总设计师瓦列里·巴比奇,来华后参与了辽宁舰的改造,在动力系统和甲板布局上出了大力,还拿到了中国的友谊奖;安-225运输机的设计师瓦列里·金琴科,加入运-20的研发,补上了气动弹性计算和结构优化的短板,让中国的大型运输机项目快速上马,少走了很多弯路。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选择留在了中国,退休后住在内地的专家楼,医疗全报销,子女在中国读书、工作,有的甚至娶了中国媳妇、嫁了中国女婿,彻底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股票多空投资账户,他们常说,中国不仅给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更给了他们坚守信仰、施展才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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